今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办百年，彼时，这份杂志以热情激越的姿态，追求现代与进步；也以极大的勇气，在面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时，选择批判性的审视。鲁迅相信，首在立人，人立后凡事举。而陈独秀则直言：“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一百年之后，“新青年”却遇到了新的困境，告别传统之后，我们该如何寻觅精神的家园，如何带着我们文化的乡愁继续前行，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回应故乡与家园那朝向灵魂的呼唤。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与问题意识，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2015年年底推出了题为“基于儿童本位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论坛，作为国内首个将“儿童本位”与“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核心论题的论坛，徐冬梅邀请了如黄明雨这样执迷于生命教育的实践者，他致力于以身心灵读物和华德福教育实践，为躁动的社会寻找心灵的方向，2014年创办辛庄师范学校，更是在现实层面探索理想教育的可能性。徐冬梅也邀请了曾国俊，一位成功将华人文化与国际化教育相融合的教育者，以及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的弟子黄晓丹等。徐冬梅向大家抛出的问题正如论坛题目所示：如何在现代教育视野中，基于儿童本位，来探索、实践传统文化的教育。
【论坛组织者简介】
徐冬梅亲近母语创始人，儿童阅读推广人，以“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为根基，致力于儿童阅读推广和母语教育改革，努力以教育重建社会。
儿童本位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中国现代儿童观，其实是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化运动的产物。尤其是当年哲学家杜威在中国巡回演讲，大售其“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哲学观，在知识分子心里激起发现人而立人的理想教育情怀。筹备多年之后，1932年中国正式推行的*个儿童教育课程标准，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基础，核心理念是尊重儿童，力谋儿童的快乐与幸福。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具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怀着*的善意，把东瀛与西方的优秀之作，搬入国内，以期为未来主人翁们，滋以更多的养分。与其说是文化上的明察，不如说是爱意切切，为着尚未来到的社会，培养新人，故而敢于肩担重负，抬高文明的底线。
有意思的是，近二十年来在民间所兴起的儿童阅读推广，也是以向外向更远处寻觅为启程，大量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图画书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徐冬梅的疑问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真的不能为我们现在的孩子提供成长的养分吗？我们真的不能在过去寻找未来吗？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会在反复回望中，带着眷恋与爱，接受来自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抚慰，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力量与理性，为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进行历史的定位，以及意义的诠释。历史学家的因果逻辑，社会改革家们的行动与理念，都不足以支持具体个人最真实的生活方式与最感性的生命体验，一个时代的公共激情退潮后，留下的往往是迷惘而疲倦的个人，生命仍然在寻找自己的意义，生活还须继续，而死亡从来不会在生命终点缺席。所谓的传统文化，它所*含的，正是体贴生命经验的所有素材，它不仅意味着前人所创造的文明的高度与深度，更是意味着优雅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生命必然要遭遇的黑暗与忧伤的深切叹息，意味着为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多元的生命范本。
在儿童传统文化教育论坛上，与会学者对五四先贤那种告别传统的理念有很多反思，更加认同的是钱穆之谓“对一国以往历史文化有温情与敬意”，一位来自江苏的小学教育者，则以温和抒情的姿态，道出了我们应有的认知：“文字是固态的，叩击人心；文学是液态的，滋润心田；文化是气态的，我们呼吸其中。”传统是我们无从告别的，就像我们无法从心里抹去对家的想象。但是，当生活很多层面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一个生活于现代的孩子，该如何向传统文化寻觅成长的养分，却是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传统文化窄化和极端化都是危险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现国学夏令营或是冬令营，参学价格不菲，营地多取景区、名人故居、乡村等幽静处，比如五台山、王船山故居、南岳衡山等，而其学员主要诵读、通背《大学》《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文本，并学习武术基本功，赏析琴棋书画等。对孩子们而言，从应试之下的学校封闭教育中走出来，去往高山乡野赏玩学习，也许不失为有趣之事；对家长们而言，在充满困惑焦灼的教育现状中，国学已然成为望子成龙的民间偏方。章太炎说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钱基博在《国学必读》一书中则更重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本是带有传统文化乡愁意味的国学热，现在演绎成教育界市场中充满消费意味的热剧，令人惶惑。
更令人忧心的是，以学习传统文化（国故学）为理由，所选择的文本，并不能充分代表传统文化。其中最为人所知并于现代读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弟子规》，在此次论坛上引起了极大争议。徐冬梅在论坛会场做了一个调查，有五分之一的人，认可《弟子规》可以成为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文本，其中一位来自四川的小学校长甚至亲自带领学校师生每日诵读《弟子规》，他认为这是向传统文化致敬的一种方式。
作为研究明清文学与文化的青年学者，黄晓丹检索了近年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论文数据库，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极少有学者讨论《弟子规》，而在2004年左右，对《弟子规》的讨论却出现了一个很高的峰值，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正是如王财贵、净空法师、南怀瑾这样的公共人物在民间推动的读经运动。黄晓丹也检索了清代文献资料库，在《弟子规》成书后，相关文献极其稀少，故而，《弟子规》的作者及其生平仍然处于模糊状态。黄晓丹的结论是，《弟子规》是否能代表传统文化，需要质疑；《弟子规》是否适合给现在的孩子们读，需要重新讨论。
传统文化本身存在很多相互对抗相互补充的因素，而且存在千千万万文本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抒写，自由的温暖美好与充满规训的冷酷，都在其中占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当我们讨论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时，并为这样的教育选择文本时，“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儿童个人的潜能的*发展”，“如何能传承传统文化中优雅和高贵的内容”，需要同时考虑。具体至《弟子规》，它所宣扬的“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这样的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生活经验是格格不入的，现代本质上意味着人的确立，即便在政治层面，我们所追求的也是共和的政体，强调公民意识与社会参与。《弟子规》显然把伦理关系推至极端，把生活界限变得狭窄了。
传统文化究竟可以给生命带来怎样的滋养？近代历史上，已经有先贤用生命做出了答复。1929年6月2日,在王国维去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所撰写:“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想要告诉普天下与后人的，只是一件事：王国维用生命与死亡为后人立了的纪念碑，是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这样的精神纪念碑，才有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人探索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和终点
